汉字书法艺术，是东方文化园囿中的一丛奇葩，它把线条所能显示出来的动态美感和意念境界挥洒到极致。汉字书法的无穷魅力，首先来自汉字独特的形体结构，决定性因素还在于书写者的文化修养、精神气质和表现技巧。而毛笔的发明，是我们祖先对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，没有毛笔便没有汉字书法艺术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彼此倾注了无限生命力。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，汉字书写方式孕育了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等书体，每种书体各有其风骨妍态，这就更扩大了书法的表现幅度，为毛笔的纸上驰骋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。

成都博物馆特展“汉字中国——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”

成都博物馆“汉字中国——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”特展上，有一件“国宝级”文物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。这件从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、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“白马作”毛笔，是制作最精良、保存最完整，闻名于海内外的一支毛笔，人们公认它是我国毛笔的代表性作品。此笔通长23.5厘米，正是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，与王充《论衡》所言“一尺之笔”的长度相合。为何这支毛笔的笔杆后端尖头削尖？甘肃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刘光煜对此进行了解读。

(资料图)

成都博物馆特展“汉字中国——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”

“白马作”毛笔杆长21.9厘米，竹制，精细匀正，中空，浅褐色。笔杆中下部阴刻隶书“白马作”三字，刀法工秀整齐。汉代仍保留着“物勒工名”的手工业传统，“白马”当为制作此笔的工匠的名字。刘光煜介绍道，“目前没有其他文物刻有‘白马’，现存古籍文献中也没有关于‘白马’的记载，因为中国史书记载王侯将相较多，记载工匠的比较少。我们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其他毛笔，上面也刻着一些工匠的名字，但是刻有‘白马’的只有这一件。”

甘肃省博物馆藏“白马作”毛笔

作为汉代毛笔的代表作，这支毛笔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毛笔有何不同呢？刘光煜认为，“白马作”毛笔已经与现在的毛笔相差不大，这支毛笔的笔头外覆黄褐色软毛，笔芯及锋用紫黑色硬毛，刚柔并济，富有弹性，已经具备了古人对一支好笔所要求的“尖、齐、圆、健”四个条件，即所谓“笔之四德”，很适宜于在竹、木质地的简牍上书写。 “这支笔的杆长是21.9厘米，笔头长1.6厘米，通长是23.5厘米，这正是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，刚好与《论衡》所谓‘一尺之笔’相吻合。”刘光煜认为，这说明当时的毛笔制作已经有成熟严格的规范。

过去，有人认为，毛笔是秦代名将蒙恬创制的，如今已证实这个说法不成立。因为大量事实表明，远在蒙恬以前很久，毛笔即被广泛使用。刘光煜说，“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绘制彩陶，使用什么工具，现在尚无定论，但是从彩陶的纹样和彩绘笔划特征推测，当时的人们已经在使用毛笔。比如说，画流线型的线条需要用尖峰的细笔，画宽带纹就要用宽扁的笔，在一些彩陶上，用凝练的长线条画花纹，需要用含水量大的长峰硬毫笔画成。”他认为，黄河流域的先民较早地制作出性能优良的毛笔，并出色地掌握了运用毛笔的技巧，这对以后中国以尖峰毛笔为主的书写和绘画有决定性意义。

刘光煜介绍，商代盛行用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，其占卜记录通常刻在甲、骨上，刻前需要先用朱或黑在甲、骨上书写，然后依笔迹用刀。从残留的尚未契刻的文字笔划观察，可知当时已使用毛笔无疑。刘光煜提到，目前所见最早的毛笔是在战国时期，笔杆用竹制作，笔头用的是兔箭毛，制作方法是用竹杆端部劈开，把理顺的毛束夹在其中，然后用线缠绕，再涂以漆。

谈到“白马作”毛笔，刘光煜认为，这支笔尤为特别的地方正在于笔杆后端尖头削细，“汉代官员常将未蘸过墨，或用后洗净的毛笔尾端，横插入发中或冠上，以便随时取用，俗称‘簪白笔’。簪笔的习俗流传已久，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用簪笔代士的规制。”

《正义》曰：“簪笔，谓以毛装簪头，长五寸，插在冠前，谓之为笔，言插笔备礼也。”《正义》所言，已经不是实用之笔，而纯为一种装饰物了，“白马作”之尾端削为钝尖，显然是为了便于簪插，并且出土时的位置，正在墓主人头部之左侧，表明入殓时笔即簪头上。这可作为汉代文职官吏“簪笔”之制的印证。

竹制文物很难保存，这支竹制毛笔如何得以保存2000多年直至出土？刘光煜回答：“这和甘肃的地理条件、气候条件有关。磨嘴子汉墓气候干燥，又有沙质的土，非常适合木制文物的保存。我们从里面发掘了很多珍贵文物，包括几件国宝级文物。甘肃省博物馆也是汉代木质文物保存最多的博物馆。”